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杂志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杂志2021年第3期

• 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

  李立国

  从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看，大学制度与治理是相互作用的，制度对于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实践起着指导和约束作用，治理实践和治理体系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大学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治理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是治理主体与制度实践互动的结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和习惯等。因此，制度逻辑不是说要去主观建构制度，而是说在制度认知、制度构成、制度运行与制度行为、制度评价的互动中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发展中，人的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要充分注重和发挥人的因素特别是治理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关键在于通过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使得大学制度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转化为治理体系，并使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在治理实践中，补齐制度短板，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从而使制度逐步成熟定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 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如何推动教育发展

  [美]罗伯特?斯莱文, 张志强, 庄腾腾

  本文提出了“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比较了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在中国、美国、英国的发展状况，指出了证据驱动的改革可以帮助各国学习如何让证据在教育决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了促进全球证据驱动的教育改革发展的建议，可供各国学者参考。

• 证据驱动的教育政策在欧洲的发展：举措与挑战

  [意] 玛塔?佩莱格里尼（Marta Pellegrini）?, [意] 朱利亚诺?维瓦内（Giuliano Vivanet）

  本文在欧洲范围内考察了证据驱动的教育政策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致力于证据生产和推广的组织机构。此外，还讨论了欧洲发展以证据为依据的教育政策所面临的一些最相关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欧盟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官方文件。为识别欧洲教育部门发展证据文化的主要挑战与问题，文章也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与证据驱动的教育相关的文献。本文有助于理解欧洲发展证据驱动的教育政策所采取的举措和面临的挑战。

• 我国“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发展内涵与实现进路

  黄瑾, 熊灿灿

  21世纪以来，追求高质量学前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国际社会均将高质量学前教育视为构筑国家财富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明确提出了“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这一发展目标。融合“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质量内涵，本文阐析了我国学前教育质量的三重价值诉求及五维核心要素，提出了政府、机构、家庭对话联动，课程和师资、制度和监测等要素系统建设的质量框架体系；从学前教育质量的可负担、公平均衡和持续活力三方面梳理了我国“有质量”学前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并从儿童发展目标重构、课程和师资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三方面为未来的实现进路提出了建议。

• 走出学科危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学学科建设

  宣勇, 张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高度综合与交叉的新趋势对知识生产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大学传统上建立在知识分类体系基础上的学科制度在新知识生产模式下面临深刻危机，囿于学科壁垒的封闭式知识生产限制了大学的创新活力，知识生产过程中未能实现“学科逻辑”与“问题逻辑”相统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学科建设的有效性都受到质疑。通过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审视，知识生产过程中对于专业化分工的需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学者个体而言“专”是“跨”的前提，因此学科本身不会从大学里消亡。但未来的学科建设应当通过系统性变革，打破既有的学科壁垒，建立贯通知识生产中“营地”与“阵地”的矩阵式运行结构，促进学科的交叉、会聚与融合，使得学科在大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 高中生学习动机、学习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阈值研究——以我国东部S省的测评结果为例

  王田, 刘启蒙, 罗海风, 刘坚

  高中生由于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身心健康和幸福体验普遍不高，这一现象受到了社会、学校和家庭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很多针对减负和激发学生兴趣的政策和措施已经开始施行，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研究利用网络调查问卷对来自我国东部某省的14021名高中生进行调查，选用分段回归模型（PRM）探索学习动机和学习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阈值。数据结果显示，学习动机比学习压力对于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更大；高学习动机下的高中生更能够感受到主动学习带给自己的幸福感；对于高中生的减负需要具有差异性，才能够切实提高学习压力较高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学习动机和学习压力对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关系中存在阈值，因此需要重点关注学习动机、学习压力未达标的高中生的学业发展和健康成长。

• 家庭环境是怎样影响小学生学习表现的——基于对新教育实验“家校合作共育”行动效果的调查

  杨帆

  通过构建家庭环境影响小学生学习表现的基本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770名参与新教育实验“家校合作共育”行动和726名未参与这一行动的小学生进行配对抽样并分析，结果发现：家庭环境通过学生学习投入、学校环境等中介变量对小学生学习表现产生显著作用，学校环境能够直接对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表现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家校合作共育能够显著改善小学生学习表现。新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的家庭藏书量显著高于非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学生，新教育实验学校学生在阅读表现和数学表现上存在显著优势。学校参与新教育实验“家校合作共育”行动的时间越长，其学生的阅读表现和数学表现明显更好。为强化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表现的积极影响，在兼顾学生性别、年龄以及学校所在地区等因素的同时，可通过打造家庭书屋、创建书香校园、推进每月一事、优化家校合作等方式强化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表现的积极影响。

• 体育锻炼能够促进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发展吗？——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方超, 黄斌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测得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青少年在认知能力测试上比不经常参与的青少年高出0.149个标准分，当控制前期能力后，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每上升1个单位值，能将认知能力提高0.049个标准分；（2）利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参加体育锻炼对认知能力处于中位数上的青少年具有最强的促进作用，体育锻炼的异质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倒V”型曲线，而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能够缩小低–高分位点上认知能力的组内差异；（3）利用Probit模型发现学校作业并非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决定因素，看电视、玩网络游戏等课余活动的时间则对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构成了挤出关系，文化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期望与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参与率呈正相关；（4）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体育锻炼影响认知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落入[0.095，0.117]的取值区间，而忽视选择性偏差将会高估体育锻炼的净效应。

• 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罗志敏, 陈春莲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校友组织由于被担心涉入“帮圈文化”而成为限制发展的对象，其功能也大都局限在个人联谊、为学校筹集办学资金层面。结合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大学校友组织的应急救援行动案例，可以从中发现，校友组织能在确定的角色下应社会需要变化适时调整自身的行动诉求，以同一校友身份为情感基点快速累积起大规模校友召集所需的信任，并在校友能人的拉动下快速响应、协同行动，从而在生产出多样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公共性的建构。而这种由“自在”走向“自为”的建构所带来的公共性增长又同时促进了其组织的成长，即在组织架构上从“校友的校友会”“大学的校友会”走向“社会的校友会”，在组织功能上从“联谊”“互谊”走向“公益”。案例表明校友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潜力和优势，为此应重新审视大学校友会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不仅是高校在拓展社会影响力、传承大学文化、筹集办学资金等方面的重要组织力量，也能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可以倚重的合作伙伴，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